要让售假者知道痛，阿里胜诉后穷尽手段再次上诉（阿里将售假卖家告到互联网法院索赔十余万元）

为让售假者付出应有的代价，一审胜诉的淘宝选择了上诉。11月23日下午，淘宝诉售卖假冒五粮液卖家一案二审在上海市第一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前，一审法院判处卖假酒的许某赔偿淘宝15000元，原被告双方均提出上诉。淘宝一方表示，相比于阿里每年超10亿的打假投入，赔偿金额微不足道，但对于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损害平台商誉的售假者，阿里将坚持诉讼到底，要让他们知道疼。

90后小伙卖假五粮液两度被诉

2009年，家住上海的90后小伙许某注册一家淘宝店销售高端白酒。为牟取暴利，2015年许某与人合伙卖起假酒。2015年5月初，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通过大数据模型排查，发现许某有售假嫌疑并将线索推送给五粮液集团。5月14日，五粮液通过购买鉴定确认许某所卖“52度五粮液水晶装”白酒为假货，淘宝随后按照《淘宝规则》对许某的店铺进行了处罚。

2015年9月，五粮液集团将许某诉至上海徐汇区人民法院，要求其赔偿各项经济损失10万元。最终法院判决认为许某存在知假售假等侵权行为，判决赔偿五粮液集团7万元。

今年5月，淘宝网以许某售假行为损害平台商誉并造成损失为由将许某诉至上海松江区法院，索赔12万元。9月21日，法院一审判处淘宝网胜诉，被告许某赔偿淘宝损失2000元及合理支出13000元。对一审判决双方均不服，随后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一件假货致阿里损失四倍消费

明明赢得官司为何还要上诉？11月23日，在上海市第一人民法院的法庭上，淘宝一方道出了两点主要上诉原因：“一审判决中因许某已对五粮液作出赔偿，同时认为淘宝的打假成本不应该让售假者承担，故而减轻许某在该案中的责任，这两点理由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

“举个例子，就好比一个人因为过错导致两个人身体受到伤害，不能因为前一个人先主张赔偿，后一个人就应该少获得赔偿。”淘宝代理律师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颜义东律师表示。

同样上诉的许某并没有现身法庭，其代理律师表示，许某认为一审认定的赔偿金和律师费超出合理预期，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

究竟许某每卖出一瓶假酒，淘宝网会为此损失多少？庭上，淘宝拿出了一份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市场学助理教授张凯夫的研究。该研究结果表明：购买到一个1000元的假货或劣质商品，会导致在之后的12周内，一个消费者在淘宝平台上的消费下降3570元。也就是说消费者买到一件假货后，其在平台的消费将下降近4倍。

“另外，一审判决将淘宝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的打假行为定性为法定义务，因此剥夺了淘宝的索赔权利，这点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淘宝在庭上表示，对于打假阿里不计成本，但售假者的行为直接加大了打假成本，如果不让其承担，则会助长售假，无法从根本上治理假货。庭审的最后，淘宝一方拒绝调解，此案将择日宣判。

庭后，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从法律角度出发她认为：“售假者的行为，与淘宝打假成本的增加以及商誉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没有售假者的行为，淘宝本不必就此承担巨额的打假成本，因此从法律逻辑上来看这种赔偿责任是可以成立的。”此外，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看，要求售假者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起到增加其售假成本，有效遏制其售假行为的效果。

阿里：不让制售假成本增高，整个社会治理成本只会越来越高

据记者了解，阿里为全力打假组建了一支2000人的专业打假队伍，每年投入超过10亿元。过去的几年里，马云曾经反复被问及平台与假货的关系。“阿里巴巴就是假货的受害者。每卖出一件假货，就会让阿里巴巴失去5个以上的用户。”马云态度明确：“打假是阿里唯一一个人力不封顶，财力不封顶，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阿里在2017年初公布过一组数字：2016年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假售价线索，最终破案数为469个，但通过公开信息确认已经刑事判决的只有33例，比例不足1%。这33例涉及的判决人数为47人，但其中判缓期执行的多达37人，占比79%。

刑罚以缓行居多，罚款远低于制假售假者获利，导致的结果就是假货屡禁不绝，而禁绝假货源头的最有效手段，就是不断提高制假售假者的成本。所以，在今年两会期间，马云致信***表委员，呼吁“像抓酒驾一样治理假货”，引起全社会强烈反响，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张茅公开点赞。

面对刑事判决处罚过低的现状，阿里从今年开始陆续通过民事诉讼手段，“追杀”售假者。除这起二审案件外，阿里还在上海起诉了一个销售假冒玛氏皇家猫粮的卖家，一审阿里胜诉获赔12万元，被媒体称为“淘宝打假第一案”。